全國產業總工會 -- 新書推薦:「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正在加載......
X
 
會員帳號 :
會員密碼 :
忘記密碼    加入會員
新書推薦:「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導讀

 

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譯者:吳國卿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20141031

售價:新臺幣  450

 

經濟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在其2009年的作品《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中,提出了一個雙元歷史規律論的觀點:人類的經濟生活一直處於人口學上的「馬爾薩斯陷阱」中,這種人口膨脹因戰爭、疫病與飢荒等因素的自然限縮情況,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後才被打破,從而使得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現了「具有現代性」的變化。延續這種歷史循環觀,並運用來自各式各樣家族史的資料,克拉克的新著《父酬者》﹙The Son also Rises)則給了一個恐怕要令當代人感到沮喪的說法:要從窮爸爸的陰影中翻身,得耗盡數個世代的努力甚至是好運才有可能;但那些生在富爸爸庇蔭下的子孫,卻能不費吹灰之力的保有經濟上的優勢。原本在《告別施捨》中一絲轉機的光點,在《父酬者》似乎變得更加黯淡。

 

在本書中,克拉克基本上還是以相當比較經濟史的方法,把人類的歷史以工業革命為界,區分為兩個循環結構,並把人口增長設定為貫穿其間的要素。只是在《父酬者》中,作者將焦點從經濟或產業結構與人口變化的互動關係上,轉移到了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口要素與內質本身,並以特定家族的變化為觀察點,提出儘管經濟結構、社會思潮與政治板塊在過去六、七百年都出現過劇烈變化,但經濟上「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說法依然未減,也因此造成社會階級流動與相關的不平等現象,並未因社會或政治變革而有所改善。這種財富世代因襲且不受外在社會、政治因素變動的現象,並非僅發生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西歐大陸,也對於那些後進國如中國、日本等地,有著一體適用的解釋力。這套「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說法,不僅僅適用於時間軸上的歷史比較、空間軸上的區域或國家對照,也同樣在個別社會內部中得到印證。不論是社會與人口同質性極高的中國與當代日本,抑或號稱民族大熔爐、高度異質化的美國社會,都同樣沒能跳脫出這個定律。只是對於這樣的看法,《父酬者》這本書似乎給台灣讀者尤其是那些深受太陽花運動與巢運,這般呼籲社會平等的改革運動激動的讀者們—當頭潑了桶冰水。

 

克拉克的說法和許多人的理解不同,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人口流動是可以在兩、三個世代裡完成的,以北歐為例,過去三百年間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就接近25% 。然而,克拉克卻認為這是採樣過少的結果,一旦時間軸拉長兩倍以上,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流動現象其實遠低於當前的估計北歐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遠低於20%。而在追蹤歷史家族資料後,克拉克斷言,出身(birth)比起所得和教育程度,對於某個人或家族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具有五成以上的影響力。立足於「出身為大」的認知上,作者倒也提出了一個擺脫貧困、向上移動的可能性—跨階級的通婚關係。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與社經地位高尚家庭的出身者,才有可能因為婚姻的緣故,協助他們出身較低的配偶及其家族,緩慢地提升他們的社會階級與相應之經濟地位。

 

《父酬者》的英文原著出版後自然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反駁聲浪,認為克拉克把對於「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解釋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聰明、也益發地努力所致。這些反對者認為,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始終掌握於富人之手的現實換言之,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富人家族壟斷資源的結果;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成功可隨血源﹙blood﹚與基因(gene)被延續下來?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意外地讓人想起史丹

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薩波斯基 (Robert Sapolsky)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說法。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所以危險,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卻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我們其實還沒有能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更不可能「科學地」(scientifically)排除後天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類似的反思也出現在1997年的科幻電影《千鈞一髮》(Gttaaca),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的工人,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換得另一個具有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而終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當火星象徵著社會階層的頂端,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階級流動的過程,於是那句對白「I give you the identity,you give me the dream」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社會流動的小註腳。

 

本書的英文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戲謔地借用了小說家海明威的名著《妾似朝陽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該原著以移居巴黎的美國人生活為本,表達了當代人目睹西方社會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下,對舊有的和平秩序完全被瓦解、不可復得的感受;並藉此傳達海明威對傳統價值觀破滅,快樂主義等新生活態度興起的詮釋。這樣劇烈的變動,若是從克拉克的角度來說,恐怕不過是黃粱一夢;當戰爭結束、社會秩序恢復後,海明威書中人物的感懷,都應該只是「強說愁」的文人詞彙而已。至於在中譯書名《父酬者》方面,雖嗅不到英文原名的戲謔味卻也直接反映了克拉克寫作本書的重要發現與其宗旨。簡言之,葛瑞里,克拉克的《父酬者》可以是一本挑戰既有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解釋的重要著作。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經濟現象分析者,克拉克在選材與分析方法上都有相當的可信度,這是無庸置疑的。於是本書留下的觀點與結論,除了前述引發的學術爭辯外,或許還有讀者閱讀後的一點不安:「我怎麼沒有個窗爸爸!」

                                    作者: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