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教攜手 尊嚴勞動
2007 五一勞動節宣言
這幾年來，勞動彈性化大量興起，資本的合併與外移都被描繪成企業為求生存所不可或缺！
面對這樣的情況，勞工不僅要擔心自己是否會失業，還要關心自己能做多久！由於《勞基法》的各項保障被批評是台灣經濟沒有競爭力的一項主因，資方開始對勞動條件展開打壓。不僅派遣勞工人數大量增加；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的工讀生、臨時工更是屢見不鮮；各種勞務承攬、定期契約亦都大行其道。
當我們的保障不斷被縮減，勞動條件每況愈下時，我們卻發現一家家的公司不斷被掏空以及不斷爆發的內線交易與金融醜聞。我們不禁要問，政府你在做什麼？當15大金融弊案的經濟犯，掏空了台灣社會高達兩千億元，卻沒有人坐牢時，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合併與分割案只是為了規避僱主責任與圖利特定人士。
由於政府的天平偏向資方，已經造成台灣社會面臨嚴重的貧富不均、階級流動停滯。根據統計，全台勞動報酬最高的1/10與最低的1/10來比較，前者一年所得約新台幣210萬元，後者僅有5萬多元，兩者的差距已經高達36倍。勞工無法享有經濟成長的果實，卻需要承擔政府無能所造成的各種苦果。這樣畸形的發展不僅不合理，對社會整體的發展同樣不利；不斷攀升的自殺率與持續下降的生育率，都已經對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警訊。
遺憾的是政府仍不願正視這些問題，此次基本工資的調整即為最明顯的例子。儘管我們不斷嘗試以現有公式與基本工資的意義，與資方、政府進行對話，但基本工資的調整還是淪為互相喊價。在你殺我砍的情況下，調幅竟然只剩下7.5%~9.5%。
全國產業總工會與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要求重新檢討政府的勞工政策，並思考經濟發展的意義。為了不讓勞工處境持續惡化、就業更加不穩定，並改善貧富差距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們要求政府儘速修改勞動三法，還給勞工應有的基本權。唯有透過全國勞動者意識覺醒與合作，才能抵抗國家社會經濟朝向資本家及財團傾斜的發展趨勢，也才能讓所有勞動者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因此，我們提出六大訴求，以保障所有勞動者之權益！
一、 調高基本工資，保障所得安全
二、 穩定勞雇關係；全面適用勞基法
三、 修改勞動三法，保障勞動基本權
四、 設置勞動法院，專責處理勞資爭議
五、 勞動權益紮根，納入基礎教育課程
六、 強化公司治理，落實產業民主
調高基本工資 保障所得安全
勞工在市場上以他的勞動力來賺取工資，其薪資自然要讓勞工得以養家活口，而這也是minimum wage這個名稱的精神。因此國際勞工組織第135號公約明白表示，基本工資應該讓勞工免於貧窮，並且讓勞工及其家人享有合理且尊嚴的生活。
遺憾的是，台灣的基本工資於民國86年調整為15,840元，至今已有十年未調整。這幾年裏，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勞動生產力與消費者物價指數都有明顯的成長，而基本工資卻始終不動如山。在通貨膨漲的侵蝕下，實質基本工資一路往下掉，隨著經濟的成長，這些弱勢勞工的薪水每個月減少了近一仟元！
對照主計處所公告的就業人數與家戶人數資料以及各縣市政府的平均每人消費標準，可以發現目前的基本工資低的荒謬！以台北市為例，一個勞工每月至少要有三萬元以上的收入，才能維持家庭所需，即便以台灣省來看，其薪資也要二萬元。一個辛勤工作卻只能領取基本工資的的全時勞動者，他的生活水準竟然遠遠不足以支付日常生活所需，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弱勢勞工在辛苦工作後竟然成了貧民！
有人擔心「提高基本工資不利台灣競爭力」，然而為了改善弱勢勞工的生活，提高基本工資早已經是世界潮流。英國政府於1999年開始實施基本工資，更在六年內提高了49%；美國今年年初參、眾兩院都通過了基本工資調整案，一舉將最低工資由原先的5.15美元調高到7.25美元，大幅增加了41%。韓國的最低工資近年來更是逐年提高。從這些實例再再証明提高基本工資跟競爭力沒有直接關係。
因此去年美國有650位經濟學家，其中包含了五位諾貝爾獎得主，共同連署一份要求提高基本工資的聲明，他們認為提高基本工資對這些勞工的家庭與社會整體經濟發展都會有所幫助。勞工是商品市場上的消費者，如果工資水準過低，將造成市場上的消費者購買力不足，以至於產品銷售無門。
非常遺憾，今年基本工資的調整卻淪為互相喊價。在你殺我砍的情況下，調幅竟然只剩下7.5%~9.5%。
我們認為，基本工資事關勞工的生存權，本來就應該隨著經濟發展狀況定期調整。此次基本工資的調整之所以如此困難，正是因為政府長期卸責。因此，我們要求政府每年召開審議委員會，並將基本工資的調整法制化。
穩定勞雇關係；全面適用勞基法
「反對勞動法令鬆綁，要求勞基法的規範應適用於一切勞僱關係，
我們更反對勞動彈性化及其帶來的惡果。」
在全球化如海嘯狂暴侵襲下，許多企業趁勢駕著這股巨浪，以配合市場旺季加班趕工、淡季停機休息等不同的需求為藉口，將人力當作機器隨時機動彈性調整；此外更以高分貝向社會及勞工威脅，假「拚經濟」之名，一再壓低勞動成本，讓勞動市場充斥著各式的非典型雇用現象。
這些雇主大肆聲稱台灣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期，＜勞動基準法＞的各項規定已經落伍，更成了企業經營的緊箍咒。他們不但要求放寬工時的規定，甚至要求將定期契約由目前的一年放寬到三年！雖然在工會的極力反對下，這項修正沒有成功，然而自由派學者與主流媒體還是大敲邊鼓，企圖灌輸社會大眾「勞動市場彈性化」是未來的工作方式與生活型態，是一種流行、一種世界潮流，讓勞動彈性化變成理所當然，合理化所有剝削勞工的行為。
我們認為，＜勞動基準法＞是保障勞工的最低基準，應一體適用所有的勞雇關係。目前台灣至少還有數十萬的勞工被排除適用勞基法，這些人也成了最弱勢的一群。他們為台灣經濟犧牲奉獻卻沒有得到最低勞動基準的保障，這種歧視待遇對這些勞工並不公平，政府應立即讓所有受雇勞工享有最根本的勞動保障！
我們也反對勞動彈性化及非典型雇用型態的擴張。資方為了節省成本、擴大利潤，卻以勞工的權益為代價。如此畸形的發展不僅對勞工不公平，對社會整體的發展同樣不利；貧富差距的惡化、生育率持續下降，在在都是警訊。
修改勞動三法，保障勞動基本權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是規範勞工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的基本權益法令，稱之為勞動三法。多年以來，勞工朋友殷殷期盼政府儘速修改動三法，以期符合工會組織自由化、工會會務自主化、防止與制裁資方不當勞動行為、建立勞資雙方誠信協商機制、以及賦予勞工完整的罷工行動權益…等重要訴求。然而，勞委會雖提出修法版本，卻一直不符勞工的期待，再加上各方勢力的角逐以及立院修法之怠惰，致使勞動三法至今依舊不動如山。
為達上述各項訴求，全國產業總工會及全國教師會要求解除工會法第四條對軍火工業員工及教師籌組工會之限制，並放寬工會聯合組織之條件及樣態，且在台灣中小型企業型態居多的情勢下，應降低工會發起人人數門檻，以提高工會組織率。殊不見台灣勞工保險投保人數已達869萬9千人之普，但以勞委會統計資料來看，產職業工會會員加起來總共也只有不到298萬人，而其中許多的受雇勞工在現行工會法對產業工會籌組之重重限制下，不得不去加入職業工會，致使產業工會的組織率更是出奇的低，僅3.17%，況且還有多達500多萬的勞工根本不在工會組織範圍內。因此，修訂工會法應為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也是大選前行政與立法兩院重要的功課。
簽訂團體協約依約而行，可減少勞資爭議的發生。而關於團體協約之簽訂，看到統計數字不得不令人搖頭，全國約有46萬家企業，但也由於工會組織率過低，至2006年底止含公民營企業在內，已簽訂團體協約的更是僅有75家，實在令人不忍卒賭，也就是說政府在輔導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的工作上，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勞資爭議事件的發生是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事，既然如此，修訂勞資爭議處理法，設立勞工法庭以有效處理並解決勞資爭議，應是勞、資、政三方都可接受的方向。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不僅限縮了勞工爭議行動的權利，更讓勞工在面臨爭議訴訟時因曠日費時或財務壓力而退縮，導致勞工權益嚴重受損。
台灣過時的勞動三法不僅無法保障勞工行使其基本權，甚至成了勞工的緊箍咒。直接排除公務員與教師的團結權可以說是舉世罕見，而罷工要件與程序更是嚴格！
我們要求立即修改勞動三法，還給所有勞工應有的勞動人權。
設置勞動法院，專責處理勞資爭議
勞資爭議是勞資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以民國95年為例，全國勞資爭議案件總數高達1萬4262件，然而其中以非正式的協調方式處理，計有1萬1685件，佔總數的83％。這樣高的比例，突顯了由於司法訴訟曠日廢時，加上龐大的訴訟費用，造成許多勞工最終只能選擇和解，甚至是自認倒楣而放棄自身權益！也因為這樣的先天缺陷，讓許多僱主有恃無恐。
因此簡便、快速、有品質且便宜的訴訟程序或爭議處理程序，對於無力負擔訴訟費用的弱勢勞工而言，是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公平所必須。目前我國並沒有像英國、法國、德國等設立專責的勞動法院，勞資爭議仍由普通法院受理，但往往因為普通法院對勞工法制較陌生而飽受批評。司法院雖然在部分法院設置勞工法庭，然而司法官考試時並無勞動法科目，因而具備勞動法知識或經驗之法官並不多。
勞工法庭成立至今已近20年，但由於上述問題始終無法克服，加上勞動訴訟程序與一般民事訴訟程序無異，以致於受到的肯定並不大，有違當年成立此一法庭之本旨。
我們認為，要解決勞工在訴訟過程所面臨的困境，唯有設置勞動法院，迅速解決勞資爭議才是根本之道。勞工若遭到資方不當對待，一方面要面對漫長繁雜的司法訴訟程序，一方面由於收入中斷，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設置勞動法院，將有效減少訴訟時間。
此外考量現行職業法官無法對任何職業的特殊生活、習慣、工作型態有完全的認識，若有來自勞雇雙方公正人士的幫助，參與勞動訴訟的審判工作，對整個審判在事實認定上有所助益。基於此，在一般民事法庭外獨立地設置勞工法院或勞工法庭，當屬必要。
勞動權益紮根，納入基礎教育課程
檢視目前中小學教科書內容之呈現方式，對於未來絕大多數將成為受薪階級的孩子們來說，有關將來在職場可能面臨之工作權受損、勞資爭議、失業裁員、人力派遣等問題，乃至於全球化對受薪階級的衝擊，各版本的著墨極少，除此之外，針對保障勞工的相關勞動法令，與一般勞工所應擁有的勞動人權基本概念，篇幅不僅過於簡略，部分內容甚至有偏差與誤導之虞，每每呈現出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我們不禁擔心，以這樣的教材內容，我們的孩子不僅無法習得正確的勞動人權概念，將來進入職場遇到權益受損時，也沒有處理的能力。
為此，我們必須疾呼：朝野與社會各界應正視勞動人權教育的現況，全國教師會未來將持續為落實勞動人權教育共同努力，並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企盼台灣的勞動人權教育能向下紮根：
一、將勞動人權、勞工運動史、社會主義思潮等納入中小學課程綱要。
二、教科書審議委員會應納入勞工與人權團體代表。
三、中小學師資培育課程應規劃勞動教育、人權教育之課程或學分。
四、於立院本屆會期結束前完成工會法修法，開放公教人員組織工會。
強化公司治理，落實產業民主
自1980年代末，台灣相繼出現惡性倒閉、關廠歇業事件，失業率節節攀升，至1996年達到高峰，該年度就有高達兩萬多家關廠歇業！致使勞工工作權受到嚴重侵害。許多勞工因公司惡性倒閉，拿不到資遣費、退休金，因而引發關廠抗爭風潮。如：1996年2月29日位於台北縣新莊的東菱電子廠無預警地惡性關廠，老闆詹俊森賺完落跑，遠赴大陸開創事業第二春，卻積欠八百多名員工資遣費、退休金，員工們只能組織自救會爭取權益，到處陳情、遊行抗爭，但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的具體承諾與解決方案。在歷經九年多血淚、艱辛的駐廠抗爭，最後，卻是由土地買主拿出2000萬給自救會成員，東菱抗爭宣告落幕！此乃台灣極為少數關廠抗爭「成功」的案例。這也凸顯出國家的失職與無能，任由資本家賺完就跑，留下一屁股債，由全民買單。而勞工就只能自力救濟，獨立承擔社會的不公義，而無法從國家獲取任何的資源與協助。
就如同東菱自救會的會長吳菊梅所指出的，耀元和東菱的老闆幾乎就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首先，兩方的雇主都先行脫產，藉此逃避支付資遣費；其次，資方也都將土地、廠房等資產向銀行超貸，除了資金流向不明外，法院拍賣這些資產的所得也必須以銀行為第一補償順位，勞工一毛錢也拿不到。而雇主積欠勞健保費用，以及未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也是惡性關廠案件中經常可見的。吳菊梅和其他許多勞工都質疑，為什麼銀行可以超貸給這些雇主？為什麼政府沒有盡到監督的責任，而放任雇主如此行事呢？
而今年年初爆發的力霸集團淘空案，台北地方法院於4月3日下午首度開庭審理。依檢方起訴書內容，直接侵占集團營收現金或屬於公司款項就達新台幣600億6000萬元，其他金融機構詐貸金額達131億元，共計七百多億！歷史不斷再重演！若回顧一下歷年金融淘空弊案，根據《商業週刊》第792期報導，共有十五大金融弊案懸而未決，淘空、超貸、侵佔等金額合計2205億元，但結果卻是「淘空兩千億，沒人在牢裡！」且依據中央銀行統計，至2002年3月底，國內銀行逾放比高達 11.74％，因而有兆元以上的金融黑洞，最後卻由全民買單！
為禁止企業惡性倒閉、杜絕金融淘空弊案，因此，需全面落實產業民主制度，勞工有權利參與公司的經營權、管理權與所有權，以強化公司之治理，避免有任何危及勞方權益之情事發生。且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並定期公布、出版企業白皮書，財務公開化、資訊透明化，以利社會之永續發展！
